那一天，我陪着她去医院，是她查出病症的日子。她的女儿身在外地，而儿子则在省城，无法及时赶回来。当她敲响我家门时，手中攥着那份体检单，语气忐忑地请我帮忙解读。她说：“小陈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”我接过单子，迅速瞥了一眼，看到肝部占位，建议进行进一步检查。虽然那些字眼我一一认得，但我没有勇气直接告诉她结果。我问她：“医生说了什么？”她答道：“医生让我去大医院再查查。”我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于是，我们坐上公交，辗转两次到达医院。她坐在靠窗的地方，手轻轻放在膝盖上，指尖微微蜷曲。窗外的风景一棵棵树木飞速后退，她看着这些景物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小陈，你说我这个是不是不好。”我安慰她：“别乱想。”她却冷静地回应：“我不是乱想，我自己身体我最清楚，最近总觉得累，吃东西都没什么味道，后背还在疼。”她说这番话时，语调平稳，仿佛在叙述他人的遭遇。
我们到达医院的肝病科。医生询问了一大堆细节，然后开出几张检查单。她在检查室内，而我则在走廊的塑料椅上静静等候。走廊里人流不息，有的人低声哭泣，有的人则谈笑风生。我转头看向对面墙壁上的健康宣传画，鲜红的肝脏图案旁边赫然写着“早发现早治疗”，这几个字似乎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了很久。 qm球盟会
等到结果出来时，已是下午。医生叫我走进诊室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是她的家属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我是她邻居。”医生的目光稍稍停留在我身上，叮嘱我最好叫她家属来。我说：“您直接告诉我就行。”在故作镇静的我面前，医生的表达却显得生硬：“肝癌晚期，肿瘤已扩散，手术无法进行，化疗也几乎没有意义，大约还有三个月到半年。”
我愣住了，手中紧握着那薄薄的诊断书，上面的字如同暗沉的乌云。医生又重复一遍：“请通知家属。”我点头应允，心中沉甸甸的。
走出诊室，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目光平静地望着我。她问：“咋样？”我只能低声答：“不太好。”她追问：“咋不好？”我迟疑片刻，才说：“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。”她静静打量我，沉默片刻后，轻声说道：“那就是癌呗。”我没有反驳，她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站起身，走向楼梯，脚步不疾不徐，手扶栏杆稳稳地向下走去。 qm球盟会
晚上的时候，我拨通了她女儿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她的女儿泪流满面：“我明天就买票回去。”她儿子也表示要请假回来。然而第二天，他们都未及时赶到。女儿说：“项目走不开，需要几天。”儿子则表示：“领导没批假，最早下周。”那时，她坐在我家沙发上，轻轻端起我倒的水，慢慢喝着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说：“他们过几天就回来。”她淡淡一笑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不急，我还可以撑几天。”可这一笑却显得短暂而无力。
之后，她没有再去医院。她告诉我：“不去了，折腾啥。”她的女儿虽给她转了些钱，但她却没有动用。儿子打电话说：“妈，你想吃什么就买。”她一脸平静：“没啥想吃的。”
她的生活依旧如常，每天清晨六点早起，站在阳台上欣赏楼下那棵银杏树。然后下楼买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，坐在花坛边享用。吃完后，她习惯绕着小区走几圈，随后回到沙发上，或是看电视，小憩一会儿，再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晚上，她早早关灯，躺在床上静静听故事。 qm球盟会
她很少提及自己的病。邻居偶尔问起，她总是说：“挺好。”有人问她病情如何，她只淡淡回答：“还那样。”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没有悲伤，亦不显喜悦。
某天，我坐在她身边，她突然谈起过往。“小陈，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本事，就是把孩子养大，帮他们成家。我对得起他们。”她的声音中的平静仿佛在叙述一场无关痛痒的故事。“我老伴走得早，我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，这些年我也没麻烦过谁。”再后来，她轻轻说道：“我走后，房子留给我女儿，她的日子紧，比我儿子艰难。”说这些时，她的语气像是在解决一个早该完成的事务。
我好奇问她：“你怕不怕？”她坐在阳光洒下的旧藤椅上，膝盖上温暖的光辉延展，思考片刻后答：“我不怕。”她娓娓道来：“小时候怕，年轻时怕；可老伴的离世后，我独自度过那些年，慢慢便不再害怕。”她语气中透出一种解脱：“这一生，该受的苦都已经经历过，该享的福也享受过，剩下的就是等。等时机到了，就走，没什么好怕的。” qm球盟会
她的目光投向窗外的银杏树，根根叶片逐渐染黄，伴随风儿轻飘而落。她稍顿，接着说：“就是有点舍不得。”我问：“舍不得什么？”她低语：“舍不得这棵银杏树。记得搬来时它那么纤细，自己一把就能握住，而今却粗壮得我两手抱不过。我目睹它年年发芽、长叶子、落叶，已经快20年。这次再也看不到了。”
说完，她便沉静下来，那片阳光缓缓移动，逐渐地消失在地板上，渐渐暗淡。
她离去的那个夜晚，环境异常宁静。女儿守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。我站在门口，望着她静静躺卧，轻薄的被子覆盖着她的胸口，双手安放在外，脸色消瘦，颧骨几乎刺穿了肌肤，嘴唇微微张开。她最后几口气息温柔而细微，逐渐减弱。女儿把耳朵贴近她的嘴边，听到她轻声含混地说了句什么。 qm球盟会
她走后，女儿开始收拾房间。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放着一本存折、一张房产证，还有一张她与老伴年轻时的照片。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“1978年，结婚”。存折上的余额不多，五万余元，都是她多年来艰辛攒下的。房产证上则是她的名字，准备转让给女儿。她一一清理这些物品时，女儿却蹲在地上，紧紧握着那本存折，泪如泉涌。
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那棵银杏树。叶子渐渐稀疏，只剩下几片悄然垂落。